“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撰文強調，一些高風險操作打著“金融創新”的幌子，推動泡沫在多個市場積聚；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件明顯增加，債券發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風險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甚至海外對我國金融體系健康性的信心。

　　改革開放防范金融風險的歷史經驗和未來抉擇

　“應對系統性風險，主題是防范，關鍵是主動。改革開放是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歷史經驗和未來抉擇。”周小川指出，改革開放提高了金融體系的整體健康性；同時，改革開放促進了金融機構和市場的結構優化。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黨中央高度重視防控金融風險、保障金融安全。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股市、債市、衍生品和各類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場容量位列世界前茅。二是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業雙向開放促進了金融體系不斷完善。當前我國工農中建四大銀行都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銀行業較低的不良資產率、較高的資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他指出，金融體系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著力完善金融企業法人治理，積極穩妥鼓勵金融機構組織體系、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系統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引進并培育多元化市場主體，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和抗風險能力明顯提升。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從2011年的76.7萬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萬億元，直接融資比例從15.9%提高到23.8%。當前存貸匯、債券交易等傳統業務合規穩健，與改革開放初期金融業存在的賬外經營、挪用客戶資金、亂集資等混亂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語，金融業已發展到了更高層次的市場準入，以及更廣泛參與國際國內金融市場的階段。

　　部分互聯網企業以普惠金融為名，行龐氏騙局之實

　　周小川指出，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金融領域尚處在風險易發高發期，既要防止“黑天鵝”事件發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風險發生。包括宏觀層面的金融高杠桿率和流動性風險；微觀層面的金融機構信用風險；以及跨市場跨業態跨區域的影子銀行和違法犯罪風險。

　　周小川表示，“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2016年末，我國宏觀杠桿率為247%，其中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65%，高于國際警戒線，部分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突出，“僵尸企業”市場出清遲緩。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類“名股實債”和購買服務等方式加杠桿。2015年年中的股市異常波動，以及一些城市出現房地產價格泡沫化，就與場外配資、債券結構化嵌套和房地產信貸過快發展等加杠桿行為直接相關。一些高風險操作打著“金融創新”的幌子，推動泡沫在多個市場積聚。國際經濟復蘇乏力，主要經濟體政策外溢效應等也使我國面臨跨境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等外部沖擊風險。

　“少數金融“大鱷”與握有審批權監管權的“內鬼”合謀，火中取栗，實施利益輸送，個別監管干部被監管對象俘獲，金融投資者消費者權益保護尚不到位。”周小川指出，近年來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侵蝕銀行業資本金和風險抵御能力；信用風險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甚至海外對我國金融體系健康性的信心。并強調，債券市場信用違約事件明顯增加，債券發行量有所下降。一些金融機構和企業利用監管空白或缺陷“打擦邊球”，套利行為嚴重。各類金融控股公司快速發展，部分實業企業熱衷投資金融業，通過內幕交易、關聯交易等賺快錢。部分互聯網企業以普惠金融為名，行龐氏騙局之實，線上線下非法集資多發，交易場所亂批濫設，極易誘發跨區域群體性事件。

　　周小川表示，要科學分析金融風險的成因。具體而言，當前的金融風險隱患是實體經濟結構性失衡和逆周期調控能力、金融企業治理和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不足，以及監管體制機制缺陷的鏡像反映。

　　一是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的體制問題引致風險的系統性。在宏觀調控上，對貨幣“總閘門”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擾。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缺少統籌監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監管真空。統計數據和基礎設施尚未集中統一，加大了系統性風險研判難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動游離在金融監管之外。

　　二是治理和開放的機制缺陷引致風險的易發多發性。在開放程度上，部分行業保護主義仍較流行，金融監管規制較國際通行標準相對落后，金融機構競爭力不足，風險定價能力弱，金融市場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應、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境內外市場不對接，內外價差也造成套戥機會，一些機構傾向跨境投機而非扎實經營。

　　堅持市場導向，減少各種干預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周小川強調，防控金融風險要立足于標本兼治、主動攻防和積極應對兼備。他強調，科學防控風險，處理好治標和治本的辯證關系，要把握4個基本原則：一是回歸本源，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避免金融脫實向虛和自我循環滋生、放大和擴散風險。二是優化結構，完善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體系，夯實防控風險的微觀基礎。三是強化監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能力，將金融風險對經濟社會的沖擊降至最低。四是市場導向，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減少各種干預對市場機制的扭曲。

　　周小川指出，要堅持問題導向，推進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改革開放。一是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既要塑造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健康，也要促進公司治理、內控體系、復雜金融產品交易清算的健康。推進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改革，切實承擔起風險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體責任。二是深化金融市場改革，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改革股票發行制度，減少市場價格（指數）干預，從根上消除利益輸送和腐敗滋生土壤。三是不斷擴大金融對外開放，以競爭促進優化與繁榮。更好實現“三駕馬車”的對外開放：加強貿易投資的對外開放；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減少外匯管制，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同時，在維護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進金融市場規制與國際標準進一步接軌和提高。

　　周小川強調，堅持底線思維，完善金融管理制度。包括加強和改進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職能，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加強統籌協調。金融監管部門和地方政府要強化金融風險源頭管控，堅持金融是特許經營行業，不得無證經營或超范圍經營。建立層層負責的業務監督和履職問責制度。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增強“四個意識”，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確保國家金融安全。